第一次来到关中，刘邦的心情恐怕有些复杂。
他军临霸上，秦王子婴素衣白马，奉上皇帝的印玺。进入秦国的都城，那是他第一次目睹某种可以称之为巨物的东西。
咸阳城，就像一只蛰伏在三秦之地的巨兽，渭水作为自然的造物流淌其中，北边是风格各异的宫苑，模仿的是关东六国的风格，南边的上林苑坐落着规模宏大的信宫、阿房宫。
起伏的山势，巍峨的宫殿，奔流的渭水，简直要将整片天地给囊括了。都说权力会使人迷醉，在天下最高之权力的造物面前，谁能不心动呢？
刘邦想入主秦宫，体验一番“振长策而驭宇内”的感觉。只不过，为时尚早。张良、樊哙劝谏刘邦不可做第一个摘桃子的人，于是刘邦还军霸上，约法三章，将自己的锋芒隐藏起来。
多年之后，汉王已是皇帝。当他征讨叛军回来之际，却发现萧何正在大兴土木，营建未央宫。刘邦忘不了，这般造物虽然使人迷醉，但是也会激发民怨，二世而亡的秦国就是一个例子。
于是他质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答道：“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如果你的宫苑都不壮丽，如何能展现威仪呢？
刘邦大悦，他明白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争夺天下的诸侯，而是统治天下的皇帝了。
于是乎，长安城又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型的园林。秦始皇的巨兽，回来了。
▲未央宫遗址。图源：图虫创意
长安有山河
秦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造园活动。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园林是周文王时所建造的“灵囿”。灵囿内筑有“灵台”与“灵沼”，也就是高台和池沼。
人们模仿着湖泽开掘出了“灵沼”，又在池沼畔模仿山岳筑就了体量巨大、高耸入云的“灵台”，浩森的水光倒映着高台，高台如同高山一般令人生畏，就像神祗正在俯视众生。所以统治者们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建造高台。他们对于权力要独自占有，他们对世间一切生灵都要保持如山岳一般的压迫感。
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一般的高台已经满足不了始皇帝的野望。
于是乎，以咸阳为中心，在渭河之南北，一片壮丽辉煌的宫苑建筑群拔地而起。《史记》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所筑宫苑数量之多，体量之大，规模之宏伟，世所罕见。秦始皇横扫六合、囊括四海的霸气，尽显无遗。
最为著名的就是上林苑阿房宫。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汉立国之后，将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便也继承了秦王朝的宫苑格局。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秦兴庆宫的基础上建造长乐宫，之后又建未央宫。经过“文景之治”后，汉代的国力在汉武帝时达到了极盛。又一位气吞山河的人物出现，而他要造出比秦始皇更为恢宏的巨物。
汉武帝看中了上林苑，却嫌其太小，于是便在秦旧苑的基础上扩建。史载：“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按照现在的地理区划，它东至临潼，南到秦岭，北达渭河，西跨周至，方圆三百余里。
▲上林苑遗址分布图。
苑中有巍峨的南山、浩瀚的昆明池、近百组大型宫苑建筑群，以及漫山遍野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建章宫仅为上林苑宫城之一，其规模已经大过未央宫和长乐宫。它的南部是数量众多的殿宇，度为“千门万户”；北部则是以太液池为主体的园林，内有大池，池中蓬莱、方丈、神洲三神山。
总之，汉代宫苑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仅长乐、未央二宫就占了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汉长安城的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因此汉代长安城内的宫苑面积是紫禁城面积（0.7平方公里）的十几二十倍，更不用说长安城外弥山跨谷的上林苑了。
▲【元】李容谨：《汉苑图轴》。
对于皇帝来说，什么才算极致的美呢？莫过于天地宇宙都在脚下。
现实的东西实在太过渺小，根本不足以显示出帝王的力量。他们恨不得将宇宙踩在脚下，或是遨游于宇宙之外。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蓬莱神话。
战国时期，齐威王、燕昭王都多派人入渤海求蓬莱、方丈和瀛洲三神山。传说里，在无边的大海里，有一个富庶华丽的仙境，里面还有不死之药。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次东巡，都到了海上。恐怕他也想一睹传说中的神山面目，于是遣徐福等率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三神山的仙药。然而，这三座神山只是可望不可及，秦始皇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徐福一去，杳如黄鹤。求之不得，只得在咸阳挖长池，引渭水，水中堆筑蓬莱山，以求神仙降临。
汉武帝对于大海的热情绝不逊于秦始皇。他多次东临大海，大规模派遣船只入海求蓬莱，还专门派人守候在海边以望蓬莱之气。
结果自然也是求而不得，于是汉武帝在建章宫内建太液池，“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
终究是幻梦罢了。秦皇汉武的野望随着他们的身死烟消云散，但是海岛仙山的布局却永远留了下来。
“海岛仙山”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创作园林的一种模式，历代统治者皆爱之用之。其布局以池沼或湖泊为中心，象征东海，池中堆土或垒石为三座岛屿，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蓬莱、方丈、瀛洲。
山水交映间，秦皇汉武的求仙之梦失落在历史中，长安的河山还能否继续吞吐宇宙呢？
盛世的气象
汉武帝之后，便没有具有如此气魄的皇帝出现了。反映在园林上，就是高台越来越少，越建越小。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王，在华北平原最富庶的城市——邺城定都。在这里，曹操先后建造了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铜雀台最大，高十丈，金虎台在南，冰井台在北，高八丈。三台以浮桥相连，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山”字。
▲铜雀台航拍图。图源：图虫创意
曹操想要通过再现汉家宫苑的旧貌，继承汉武帝的事业，所以铜雀台尽力地追逐汉家风貌。只可惜时势已变，那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各方割据。谁还去追求长生不老，服药求仙？人生在世，就应该及时行乐。
邺城的一场瘟疫，将饱含雄心壮志的建安风流一网打尽。当年云集在铜雀台的建安文人大部分都死于这场莫名其妙的灾祸，葬在了铜雀台西20里的曹操墓周围。
那么是否汉家威仪就此消失了呢？
中华大地历经四百年的分裂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昌盛的时代。而汉家宫苑艺术的继承者也出现了。
巍巍大唐，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中国中古时代的巅峰。唐代长安城有四大宫苑群：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和禁苑。在长安城里，宫与苑紧密结合，宫城内有内苑，外有禁苑，都市、皇城、宫城与自然相互协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
唐初的政治中心在太极宫，高祖、太宗在这里君临天下，成就了一代圣制。东边的东宫见证过太多鲜血，从杨勇杨广，再到李建成李世民；中间的太极殿见证过魏征和太宗的口水仗；太极殿两侧的门下省、中书省决定着帝国的走向……
高宗之后，权力中心转为大明宫。大明宫在三大内中规模最大，建筑布局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宣武门为南北轴线，亭台楼阁分布于东西两侧。南半部是朝政区，北部则是生活区，富丽堂皇的宫殿环绕着风景如画的太液池，是皇帝与后妃宴会游乐之地。
▲唐大明宫。
兴庆宫则是唐玄宗与杨贵妃长期居住的地方。园中心是龙池，湖中碧波荡漾，岸边草木郁葱、百花似锦，唐玄宗与贵妃在沉香亭游乐赏花，伶人们载歌载舞。
诗人李白和音乐家李龟年被邀请入宫，来自日本的朋友阿备仲麻吕也曾目睹此地的繁华。
正如唐玄宗的时代，强盛，开放，安逸，却又埋伏着一丝危机。
李白在此处作《清平调》，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在那个夜晚，牡丹花盛开在亭外，赏花之人宛如仙子倚靠着亭子的栏杆，一首首清平词调从李白的笔端倾泻而出，就像在描摹整个大唐盛世。
▲西安兴庆宫。图源：图虫创意
汉与唐，如同它们的宫苑一样，都以庞大的规模而显示出雄浑的气魄，但它们也有区别。汉代的长安城的布局并不规整，未央宫位于城西南，长乐宫则在东南角。而唐代的长安城方整严谨，轴线明确，外城、皇城、宫城层层递进，庞大的格局和精细的布局合二为一。
如果说汉代的精神是笼盖宇宙，开拓进取，即便是方寸之地，也要容纳天地。那么，对于初唐之人来说，体量巨大固然重要，但是经营每一处咫尺之地也同样有趣。这便是盛世的胸襟！
只不过，帝国的衰败来得太快。
安史之乱后，叛军攻入长安。一日，安禄山兴致来了，在西内苑里举行宴会，命令梨园子弟演奏音乐。
乐师雷海清不愿为叛军演奏，于是称病不去，却还是被强押到场。
梨园弟子相对而泣，曲不成调，安禄山勃然大怒，言再有流泪者斩。
只见雷海清站了出来，对着安禄山，举着琵琶，奋力往地上一摔。琵琶被摔得粉碎，而雷海清视若无睹，朝着西面便放声大哭起来。
安禄山暴怒，下令将雷海清肢解示众。
王维闻此事后，悲痛不已，遂作诗《凝碧池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盛世已去，长安城终究还是失去了灵魂，而皇家宫苑的衰弱已成定局。
▲安禄山。图源：影视剧照
壶中天地
安史之乱后，朝局混乱，自然也是英雄出世的时候。
至少，年轻的白居易是这么想的。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下层士人家庭，正值唐朝谋求改革之际，便生出了积极用世的心思。808年，白居易任左拾遗。身为谏官，白居易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讽喻诗，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也因此得到了宪宗的重视。
只不过，政坛终究是波谲云诡，为宦之道也在于曲意逢迎。唐宪宗很快便感到不快，甚至向周围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却被认为是越职言事。之后，白居易又被诽谤。他的母亲因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被人抓住把柄大肆攻击。他因此被贬为江州司马。
或许在此刻，白居易便萌生了退意。尽管后来诗人官阶益显，但他做官的心思已是越来越淡。
大和三年（829年），白居易正式定居洛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一段亦官亦隐的生活。自此年起至会昌六年这17年间，白居易在洛阳吟诗作对，好佛亲禅，耽玩园林，诗酒放狂，沉湎于个人的愉悦中。
白居易作《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何谓“中隐”呢？大隐意为在朝堂做官，小隐意为隐居山林，然而两者皆不好。不如当个小吏，既可免山林饥寒之患，又可以躲避朝堂纷争，在闲暇的时光醉心于园林的构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诗酒的唱和。
这个封闭狭小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就是“壶中天地”。
中唐之前的园林往往体量很大，动辄就是十几、上百顷，甚至包含一座山乃至一片山脉的大庄园，而中唐之后，园林往往是“巡回数尺间，如见小蓬瀛”，面积一般只有几亩、十几亩，大不过几十、上百亩。
园林中的风景不再只是大型的建筑和池沼，亭台楼阁、山石水池、花木鸟鱼、匾额小品样样具备。从此，园林不再像汉唐一样雄浑质朴，而变得清雅飘逸。
北宋政和年间，徽宗以为承平日久，朝中无事，于是对园林之事有了兴趣，以蔡京为首的群臣极力迎合，于是皇帝便决定大兴土木。地点在万岁山，因在国都之艮位，所以称之为艮岳。
徽宗是风雅之人，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艮岳中的一花一木，都十分讲究。他集全国之力搜求奇花异石，组织机构专门运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取天下瑰奇之灵石，移南方美艳之花木，叠石成山，移花为林，虽由人作，宛如天开。
▲北宋艮岳遗石。图源：图虫创意
虽然奢侈壮丽是每一个皇家宫苑的特色，但艮岳明显与汉唐宫苑不同。徽宗亲自撰写的《艮岳记》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不知其几千里，而方广数十里”。所谓皇家园林，只不过是略略放大的“壶中天地”罢了。
艮岳还未完成之际，金人的铁蹄就已经兵临城下。等到金兵第二次到来的时候，宋钦宗下令将园林中的飞禽走兽投入汴河之中，拆屋为薪，凿石为炮，甚至宰杀大鹿犒赏将士。何其讽刺！
北宋尚且如此，南宋的情况就不难想象。纵然江南有着美丽的湖光胜景，只是再也无法找到皇室的那种雄浑。
尘嚣之外
两宋以来，异族强盛。人们无法阻止生存空间的逐步沦陷，而朝堂的纷争也令人厌恶，于是纷纷寄情于园林。
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一处园林，与狮子林、拙政园、留园一起被列为苏州宋、元、明、清四大园林。
北宋诗人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流寓吴中，以四万钱买下废园，进行修筑。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命名“沧浪亭”。
苏舜钦常驾舟游玩，自号沧浪翁，作《沧浪亭记》。又与欧阳修、梅圣俞等作诗唱酬往还。从此沧浪之名传开。后来，沧浪亭几度荒废，南宋时成了韩世忠的宅第，并改名“韩园”。
▲沧浪亭。图源：图虫创意
一进沧浪亭，便可见一汪绿水绕于园外。临水山石嶙峋，复廊曲折蜿蜒，山上古木参天，山下凿有水池。在方圆之地，就好像看见了重峦叠嶂，这是山体和奇石相互错落的结果，也是宋人叠山艺术纯熟的体现。
沧浪亭结构古雅，石柱上书写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
园中最大的建筑是“明道堂”。在假山、古木的掩映下，屋宇宽敞，庄严肃穆。沧浪亭还有观鱼处，南宋观赏金鱼之风兴起，无论是王宫贵人还是文人才子，都以豢养金鱼逗弄观赏为时尚。
全园景色简洁古朴，山水相宜，每一处细景都达到了极为精美的程度。
天上地下，或许只有这片小天地，士人们才能感到心安。
到了明代，造园的狂热席卷了江南，园林已经和诗歌、音乐、绘画一般，成为士人表达内心的一种方式。
明朝，王世贞出生在江南一个富裕而颇具声望的仕宦之家，父亲和祖父都供职于朝廷。他未满21岁便中了进士，入京后仕途得意。后来得罪了当时权势熏天的宰相严嵩。他们之间的仇恨导致王世贞的父亲被弹劾并最终被处死。
遭遇父难的王世贞回家服丧，三年期满之后仍然呆在家乡太仓。逆境之中，王世贞尝尽了人情冷暖，为父亲筹措资金而经济拮据，也受到严嵩党羽的监视和攻击，而王氏的门生也一时散尽，不相往来。举目望去，几个朋友肯接济自己。
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世贞在太仓州治旁开辟一块空地，闹中取静，始建“离薋园”。“薲”意为恶草，有它在，嘉木名卉不能从土壤里生出。这既是一种怨恨，也是一种“天下无贼”的期待。
离薋园落成之时，王世邀请了文坛名流三十余人题赠诗文。这些人多是其父难期间给予慰藉以及帮助之人。这些人或在经济上予以援助，或寄诗书慰藉。也有人曾屡遭贬黜，穷困潦倒，与王世贞同命相怜。
如此多失败者相聚在这个疗伤之地，以至于园中的美景都带着一种悲伤。
严嵩倒台之后，王世贞和他的很多朋友得以恢复官职。可是没多久，王世贞就和张居正产生了矛盾，又一次倒在了帝国中心的强权人物前，此后他不得已再次退隐回家。
这一回，他要彻底远离尘嚣，不再感受世事的纷扰。王世贞住进了自己修建的弇山园中。“弇山”取自《山海经》神话典故，为神仙之居所，而他也自称“弇州山人”。
▲弇山园。图源：图虫创意
弇山园其实很简单：基本的轴线布局，大规模的壮丽的假山结构，大量的建筑，长方形的水池和几片种植同种树木的区域，例如橘子树和樱桃树。无须多么奢靡，怡然自得就行。
来到此地的人大致有这几种。要么是身份不高，求取诗文以抬高自身的落魄文人，比如钱穀，他为王世贞画了好几幅园林画，为后世留下了弇山园的画像。要么是仰慕王世贞的文名的文坛新秀，他们将弇山园视作文化意义上的圣地，来到此地向主人吐露心声、诗文唱和。
仕途的失意者，进取的年轻人，共患难的老友，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一处，弇山园已然变成了一个包容、欢乐、温暖的文人乐园。
最终，王世贞还是没有离开尘嚣，1589年他出任南京刑部尚书，这是他的最后一份官职。一年之后，王世贞称疾辞归，最后卒于家中。
弇山园里的嬉笑怒骂，也随风而散。而江南这个地方，不缺文人，也不缺园林。
▲江南苏州的留园。图源：图虫创意
帝国的末日
明清以来，帝国迎来了它的巅峰，也渐渐走到了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代，人们虽然时不时也要自拟鲲鹏，但更多时候还是要接受自己的平庸，甘心做一只蜗牛。如果得闲，和一两个老友或是年轻人，交游来往，这样的人生也并不无聊。
于是，人们便需要一个较“壶中”更小的天地作为栖身之所，而且必须在其中建起同样精彩的大千世界。于是应其势而产生了“芥子纳须弥”。
“芥子纳须弥”是佛教说法，意为极微小的地方也能容纳大山，是“壶中天地”的进一步发展。
康熙元年（1662年）前后，李渔离开杭州，来到南京，他在孝侯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
▲芥子园。图源：图虫创意
正如这个狭窄的园林，李渔是窘迫的。仅仅为了三亩地，他四处筹集资金，再加上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甚至要折节下交，和那些市侩的官员打交道，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在芥子园中，李渔组了个家庭戏班四处演出，又开了书铺印卖图书。钱财有了着落，就可以惬意地生活了。李渔在芥子园完成了《无声戏》《一家言》《闲情偶寄》等著作，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李渔经营的芥子园书铺，不仅刻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热销名作，而且他的全部作品也都在自己的书铺印刻，算是垄断了当时的市场。他改造印刷技术，注重装帧设计，在与伪书、劣书的竞争中终于脱颖而出，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态势。
▲芥子园画传。图源：图虫创意
芥子园是江南园林的一个缩影，文人造园各方面的技巧，手法，布局早已成熟，即便在有限的空间，也可以完成高超的作品。同时，世人的心态逐渐内敛、精细，进取开拓的春的时代早已过去，成熟却沉重的秋的时代已然到来。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便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宫城和园林。但是，由于北边经常受到蒙古的威胁，园林不敢在郊外修建，便只能局限于皇城之中。
北京城的格局就此沿用了下来。规划之严整，等级之森严是君权日益紧缩的写照，而规模形制远逊于汉唐的趋势也无法阻挡。
到了清代，康熙建香山行宫，又建圆明园，至乾隆年间，北京西郊有万寿山、香山、圆明园、清漪园……，北边有承德避暑山庄，皇城内有西苑，宫城内各种小型园林数不胜数。就从清朝对汉唐盛世的追摹，可以说已经尽力了。
如果把圆明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皇家园林的代表，那么它可以用乾隆所题的“九州清晏”来概括。这是乾隆眼中的盛世，也是帝国最后的幻象。
▲圆明园遗址。图源：图虫创意
九州清晏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寓意九州大地河清海晏，天下升平。
然而，即便是乾隆盛世，即便是圆明园这样的大型宫苑，人们也依然要把“芥子纳须弥”作为修建园林的准则。
哪怕清朝的疆域远大于秦汉，但是秦皇汉武那种敢于模仿天地，追问宇宙的气势，也足以让乾隆眼红。既然无法做到体天象地，也就只能用圆明园中的巨湖来象征这片宇宙，而它实际只不过是一个长120米，宽60米的水洼。
▲颐和园昆明湖。图源：图虫创意
而承德山庄不过是一个5平方公里的园林，离汉唐的宫苑差了十万八千米，但在清人的眼中，它就是天下第一巨制：“宇内山林，无此奇丽；宇内田园，无此宏旷。”
清代的园林繁荣到了极点，北京城的威严也到了极致，但帝国的衰竭已成定局。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漪园遭到破坏。
这是清朝的面子，这是繁荣的象征，如何能够弃之不理？
1886年，一份名为《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的文件摆到了慈禧太后的桌面上，此文中明确表示应该恢复昆明湖水师操练的旧制。文中写道沿湖的亭台楼阁已经颓废，应该花点银子去好好修缮一下，要不然操练水师的效果不好。
次年，在筹备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幌子之下，重修颐和园的计划悄然开始了，此项工作属于海军部门，所以说经费自然需要海军部门来出。这就是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的开端。
清漪园逐渐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亭台楼阁、草木花卉、奇石翠柳都回来了。光绪十四年（1888），清漪园格局重现，仿佛没有遭遇过兵祸。仔细一看，许多高层建筑由于经费的关系被迫减矮，尺度也有所缩小。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依旧繁华，帝国的面子就还在。从此清漪园正式更名为颐和园。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兵祸又至，珍宝被抢走，树林被砍掉，楼阁被烧掉。这一次，没有谁能够重现它的盛世风采。
此后，西洋建筑开始在中国大地蔓延，它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科学，代表着权力，而古典园林却随着帝国沉沦了下去。
参考文献：
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储兆文：《中国园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