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丹雯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设计学博士候选人，同济-波鸿鲁尔大学Transformation of Urban Landscape双学位硕士，Nice Commune好公社主理人之一，研究方向包括社区花园、社区营造、社会创新、参与式设计等。
德国的城市园艺历史悠久，氛围浓厚，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社区花园遍布全国。这与德国盛行手工劳作传统及绿色生态理念有关，同时丰富的自组织网络与参与式规划机制促进其发展和运营；而反过来这些花园也有助于美化城市环境，传播自然生态知识，促进社区凝聚与社会融合。鉴于社区花园在国内也正蓬勃发展，纪丹雯在德国联合培养期间进行了中德社区花园的比较研究，因此本刊采访了她以更深入了解德国的城市园艺和社区花园，从起源、变迁，到发起、运营、具体实践，以及中德两地的比较情况。
Q = 《城市中国》
A = 纪丹雯
Q
德国的城市园艺历史悠久，氛围浓厚，经历了怎样的起源和变迁？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有无异同或相互借鉴？
A
城市园艺（Urban Gardening）最初可追溯到18世纪末，源于对城市化的补偿。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政府为了解决城市中的食物危机，将大片土地划分为小份地给农民耕种。起初吸引了很多农民，他们住在土地附近，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舍，这被视为现代社区花园的原型。不久之后，在德国莱比锡发起了德国份地花园运动，由政府提供公有土地、由分配协会负责组织操作，主要目的是为公众提供游憩机会，尤其是儿童游乐，通过园艺劳作改善身心健康，并提供更优质的水果蔬菜。英德之后，在19世纪末制造业衰退和移民潮背景下，美国为了改善城市状况，将集体形式的份地花园（类似后文中“共治型社区花园”）作为创新策略，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喧闹城市中的庇护所。
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饥荒使份地花园成为了西欧和美国的重要食物来源。1919年，德国通过《联邦份地花园法》，成为唯一在国家立法层面保护份地花园的国家。各国战后经济恢复时期，花园逐渐被废弃。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应对城市废弃地、环境污染、邻里关系重建等问题，受到份地花园的启发，许多国家重新兴起城市园艺行动，并发展出了比份地花园更强调社区及集体概念的新型城市园艺形式，如在美国诞生的共治型社区花园、拉美国家的城市农业、以及一些自发性的最初可能属于非法占用土地的城市园艺运动，如在英国兴起的过渡城镇（Transition Town）、游击园艺或街头园艺。这些新形式又反过来为德国的社区花园及城市园艺行动提供了新的灵感。
柏林，1948年：苹果丰收的份地花园及周日亲朋好友在花园聚会。种植在过去更多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到了当时份地花园已成为柏林市民追捧的对象，供应水果和蔬菜。（图片来源/Bundesarchiv）
Q
经历了历史变迁之后，目前德国的城市园艺主要包括哪些类型，分别有什么特点？
A
目前德国的城市园艺主要有以下类型（各类型花园统称“城市园艺”，有时也使用 “社区花园”代称）：
1. 份地花园：份地花园是德国社区花园的主要形式，以私人从份地花园协会租赁土地进行种植为主，其运营和管理大部分受联邦份地花园法（Bundeskleingartengesetz, Federal Allotment Garden Law）规定，如采取会员制的管理方式，规定份地花园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区域应用于种植食用物种，并禁止在地块内有大型树冠的高大树木。
2. 共治型社区花园：20世纪90年代起，德国出现了集体管理式的社区花园，目前在全国已有250~400个，通常由感兴趣的个人、团体及非营利组织发起。与份地花园相比，它们通常显得不太“正式”，规则由参与者自行制定，也不存在严格的会员制度。我研究的主要是这一类型的花园，相对份地花园更强调“集体”（collective）概念。
共治型社区花园中有种特殊类型，名为跨文化花园或国际花园（Interkulturelle Garten）或邻里花园（
Kiez-/Nachbarschaftsgarten），一般针对移民聚集的街区或社会住房，常被作为“项目型规划实践”或自下而上的社区赋能工具，帮助这些街区居民进行邻里管理。
还有一些是临时社区花园，当地政府或国有住房公司将土地租赁给相关社区花园协会，绝大多数情况下只签订短期租赁合同。另一类社区花园会设置于份地花园中部分荒废的地块上。份地花园协会将原本用于租赁给单个会员家庭的地块作为公共地块，邀请不同社会团体参与共建，形成共治型社区花园，与传统份地花园进行经验交流。
3. 街头园艺：20世纪80年代末，如大多数欧洲城市，德国城市中也出现了类似于“游击园艺”的自组织城市园艺类型。这些项目多发生在街道和行道树周边，也被称作“街头园艺”（Scheibenbegrünungen，street gardening），这种园艺形式在德国经常被默许或得到鼓励。
4. 自助收获型花园：城市附近可耕种用地上，还有一种自助收获型花园（Self-harvest garden）。这些土地被分成45m2 和90m2的两种份地，可以种植超过20种蔬果作物或花卉植物，平时由在地农业技术人员打理，节假日可由市民自行前往体验。
5. 企业花园：源于德国国家企业花园竞赛，曾在汉诺威、不莱梅等大城市举办，通过竞赛鼓励企业在自己的公司建造花园，使企业及其员工关注城市园艺及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并进行相关实践。
6. 可食城镇：如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镇安德纳赫（Andernach），在各处公共绿地上均种植了可食用植物作为城市绿化，鼓励居民帮助种植和维护城市植被，并允许居民采摘，这样随时都能获得健康的食物，了解种植和收获的自然规律，也有居民因此特意搬到这座小镇生活。
Q
在你的调研中了解到德国人参与社区花园的主要动机有哪些？哪些因素促成了浓厚的城市园艺氛围？
A
德国人做园艺的整体氛围非常浓厚。首先他们有城市园艺的传统。我调研过程中，有人说想参与社区花园是因为小时候的房子有个后花园可以做园艺，但现在来到城市住在公寓里，没有足够空间，于是来公共空间做园艺，这也是社区花园蓬勃发展的基础。
调研中，人们提到的参与社区花园的最大动力是“美化环境”。与中国不同，德国市政不会在城市中的一些边角荒地种上园林植物，而是保留原始状态，这就给一些个人或团体自发美化环境提供了契机。他们认为园艺是关于“美”的事情，也会因为有人路过他们的花园感叹这里很美、有人在精心打理而感到自豪。
德国人对园艺的热情也跟良好的手工氛围有关。参与社区园艺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在实践中学习种植和食物相关知识，并用于自己的份地花园。相比于国内人们愿意花钱购买教育服务、让孩子了解自然知识，德国人不愿意投入太多金钱成本，而是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对亲身实践城市园艺更感兴趣。
社区花园也是社区凝聚的重要场所。有同学知道我研究社区花园，就带我去她们教会的花园参加素食烧烤，教会的兄弟姐妹会一起耕种教会的门口地块，大家都很热情和包容。跨文化花园、校园花园等也有助于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一起工作、交流，促进社会融合。
冬天时“箱子花园”种上了花，箱子上标注了平时种的可食用植物
移动的社区花园
Q
你在调研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社区花园或其组织者、参与者？
A
我之前参加了全国高校营造联盟工作坊，在德国正好了解到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校园花园，就想着去看看。第一次见到发起人 Kurt 爷爷时，他仿佛是在迎接一位老朋友，一见面就递上他在花园里自酿的蜂蜜，包装上还有我联系到他们时就注意到的复古风logo。他热情介绍了校园花园的具体情况，并且强调了几点他想和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原因：一是他退休前是历史老师，曾促进杜伊斯堡和武汉的友好交流；二是他非常喜欢中国古典园林，收藏了张振山老师的《潜园》，还一直强调杜伊斯堡也有一个中国古典园林；三是他认为参与到他的花园的人中最靠谱的都是中国学生，守时守信。
Kurt 性格特别热情，常带大家逛杜伊斯堡，喜欢分享、促进跨文化交流。他发起校园花园的初衷是希望将学校周围一些小地块改造得更好看，于是找了一帮学生一起，一开始申请学校的社团资金，自己设计预算、申请具体数额。后来花园做得有声有色，接受了当地报纸采访，他们跟校委会见面，又获得了更多拨款。其实，Kurt 一直认为园艺不花什么钱，我调研的其他花园团队也大多表示成本不高，但可以撬动很大能量，让环境更美，人与人关系更紧密，并传播自然与植物相关知识。这与德国人似乎较少计较人力成本有关，他们倾向于留很多时间做手工劳动这种过程大于结果的事情。Kurt的团队大部分是学校学生，社区花园对于学生而言也是不错的跨文化社交场合；社群也需要有Kurt这样热情的人照顾相对内向、初来乍到的人。
在 Kurt 等的积极推动下，2022 年我们曾发起了题为“游园”的中德跨文化园林交流论坛，初衷是他们想知道应如何维护德国的中式花园。由于历史原因及友好城市交流等，德国有很多中式和日式花园，例如 Kurt 所在的杜伊斯堡有友好城市武汉赠予的郢趣园，但在后续维护时充满挑战：中式园林中的植物到了德国也许会变成“入侵物种”对当地生态产生不利影响，或者维护时需要替换形态相似的当地植物。“园林外交”这个话题值得很多研究和探讨，例如园林文化与实践在哪些国家地区之间流转，营造上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后来是如何维护的，考虑到当地政策、外交法条、文化遗产保护法则又应如何处理等等。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校园花园发起人Kurt及花园自酿的蜂蜜
校园花园中的轮胎花园
位于波鸿鲁尔大学内、由合作院校同济大学于1990年捐赠的中式园林“潜园”
Q
德国社区花园的发起、运营、管理是怎样进行的？有哪些主要参与者，过程中不同主体怎样协作？
A
德国的社区花园主要有两种发起方式，一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逐步争取官方机构支持；另一种是官方通过项目型的规划实践自上而下推动。
自下而上方式中，有些项目针对社会经济转型下公共空间使用功能与当下需求不符的情况，例如人口老龄化及生育率降低使原本的儿童活动设施无人使用，而建立社区花园提高空间利用率；有些项目则希望美化街区中的荒地，或创造能够进行社区活动的场所，并满足公寓居民对园艺的向往；有些项目则强调城市中食物的生产与食物品质的追求。这些项目往往一开始被官方漠视，后来官方机构获悉居民的参与意愿便提供了相应支持，支持主要包括提供合适场地、土壤、植物、建筑材料及财政资助等。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城市规划向参与式规划转变，从大型项目（Programm）的筹建到小项目（Projekt）的资金支持转变。这往往通过精心策划的自上而下规划实践，例如社区层面的社会城市项目 BIWAQ，利用欧洲社会基金（ESF）和联邦事务部的资源，旨在提高一些“脆弱”社区的居民技能和就业前景，并增强当地经济。这些资金也用于改善居住环境，并将社区花园作为一种重要形式进行推广，也有一些自发的社区花园行动申请了基金支持。
发起后，花园的运营和管理主要通过其丰富的参与者网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以及媒体和信息平台的建设。城市或区域层面上形成平台或联盟，网络中各个节点互相支持，促进新项目营建，举办联合活动，缓解各花园的日常工作压力。资金来源较为多元，如开展教育活动获得教育部资助，通过品牌运营扩大花园影响力、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等。媒体可以传达花园优势和重要性，帮助其获得利益相关方支持及官方认可，各花园组织网站也成为了实践者交流的平台，并为新的参与者提供指引。
社区花园主要涉及四类主体：第一类是来自民间的社会行动者（园丁或园艺活动家），他们通常会组织一个团体，注册为协会（eingetragene Vereine）。第二类包括市或区议会的地方官员，负责政策和战略方向。第三类为城市绿地和花园（Grunflachenamt或Gartenamt）及城市发展和规划（Stadtplanungsamt）的公共机构，负责代表议会采取行动，主要任务是协调和权衡利益、规定土地利用及实施细则，其中包括拟订合同和财政支助。最后一类主体是非营利性的协会和基金会等外部组织，为园丁提供信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或在政策制定者、政府和民间社会行动者之间进行协调。
德国社区花园的利益相关者（制图/纪丹雯）
Q
总体而言，中国和德国的社区花园有什么不同？你认为德国社区花园的实践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A
我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是从本科时跟关注城市农业的导师在教学楼顶的种菜实践开始的，当时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社群自治菜地，尽管很多细节较粗糙，但体验非常丰富。那时四叶草堂团队也刚刚成立，我也参与了香草花园的建设。后来才了解到国内有很多新出现的社区花园，包括当时上海的社区花园、北京的微花园等。
上：同济教学楼顶的菜地；
下：德国社区花园普遍较原生态、少人工痕迹
我在德国调研的时候带着一个问题：怎样设计一个花园，才能让更多人能持续地在这里种植、维护？因为开始时大家多是三分钟热度，起初非常积极，把花园建设起来后就觉得万事大吉。后来我发现花园是需要运营、经营的，设计并不是关键。德国的模式往往是，一开始有一个人想改造空地、建造花园，他聚齐一帮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过程中如果遇到专业人士可能做个简单设计，如果没有遇到就直接做了。其实是先有想做事的一拨人，再开始做事。所以后来我的研究方向转到探索社群：这群人是怎么聚起来的，之后做什么事情，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中德两地社区花园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德国的社区花园在民间的倡议群体较大，体现了居民对城市绿化的高度参与，参与者网络较完善，各个花园之间互动密切；而中国新兴的社区花园目前正以专业团队为核心积极推动参与式的社区花园项目，不同花园之间仍然依赖专业团队作为“中间人”，参与项目的居民彼此之间互动较少。这反映了目前两地居民在参与式规划实践中处在的不同的“参与阶梯”（ladder of participation）。社会要留有一定空间让自组织发展。德国社区花园都是通过自组织形式，先有参与者网络，先做起来，政府觉得值得支持就给予支持，填补政策没有照顾到的地方。
